第五章（8 / 22）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属，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监司、巡抚、总督，虽说“不怕官，只怕管”，到底“做此官，行此礼”，重重叠叠的上司，遇到了都要执属下之礼，光是这一点，便让龚定庵踌躇了。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议，有的赞成，有的劝阻，两方面都有极充分的理由，以至于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莫衷一是的纷扰中，不想惊动了一位大老——由云贵总督内召入阁办事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
龚定庵与阮元颇有渊源，第一是世交，当龚闇斋在乾隆六十年中举人时，阮元正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新科举人进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进士，殿试中了探花。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这年冬天进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内题名“蝶梦园”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部，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身子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说，“那里一百两银子，带回去买书。”
“是。”龚定庵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请安，“谢谢太老师。”
接下来便由现成的话题，康熙年间龚芝麓在京服官，供养陈其年他们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谈起，一直谈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问道：“定庵，听说你选了湖北的同知。因为有林少穆在那里，很想到湖北报到，有这回事没有？”
“有的。”龚定庵答说，“小门生正为此莫衷一是。请太老师开示。”
阮元想了一下说：“我先给你谈一谈刘金门被祸的经过——”
刘金门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刘凤诰，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乡人，字丞牧，号金门，像阮元一样，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经历，不外乎修书、谋士两种，高宗纯皇帝的实录，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嘉庆十二年放了江南乡试主考，转任浙江学政，底缺则是吏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那时我丁忧服阕，第二次当浙江巡抚。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为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
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由来已久。当阮元在嘉庆四年由浙江学政初任巡抚时，即以“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之策，亲驻台州督剿海盗，与闽浙总督玉德会奏，重用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专责治盗。各帮海盗的总头目叫蔡牵，数次为李长庚所逐，几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庆十年，阮元丁忧开缺，李长庚更加孤立无援，以致阵亡。势穷力蹙的蔡牵，复趋活跃。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抚，是认为只有他能制伏蔡牵。因此，阮元到任以后，以治盗为急务，重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专攻蔡牵”的策略，亲驻宁波督师。各省乡试，照例由巡抚主持闱务，称为“监临”。如巡抚公出，在督抚同城的省份，由总督代办，否则交藩司办理。但藩司主管一省钱粮民政，阮元在海口督师，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支援军务，无法入闱监临，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这虽不是破例，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因为生员赴乡试，应由学政录送入闱，既有关联，易生弊端。
果然，闱后人言籍籍，说有“联号”之弊。仁宗其时方在整饬吏治，得报有此流言，特颁朱谕，命阮元彻查。覆奏说刘凤诰代办监临，场规从严，雷厉风行，致招深怨。因而仁宗认为“联号”的流言，是有意诽谤，置诸不问。
不过有个名叫陆言的御史，上奏参劾，说刘凤诰“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上年乡试，该学政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以致众士子纷纷不服，将生员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并造为联句书文。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之竹园，阑入署内，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于是仁宗命户部侍郎托津等查办，覆奏确有其事。
覆奏中说：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身为监官的严廷燮，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情，此人现在有病，入闱以后，恐怕不能完卷，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这一次也要入闱，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号舍相接，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岁试、科试，屡次考列高等的廪生，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确是饱学之士。一念怜才，又看徐步鏊年纪已长，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因而接受请托。但托津特别声明，确无受贿情事，既然“未经得受财物，无赃可计”，照律例拟“流”——流刑，也就是充军，发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再行定拟。”但确无受贿情事，无法处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只是充军地点，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下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爱？然则所谓‘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热口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处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你在京出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爱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说着，他起身长揖致谢。
“这才是。”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部，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
“不，不！”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头干起。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我亦知道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情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坚卧不起。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返回顶部↑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议，有的赞成，有的劝阻，两方面都有极充分的理由，以至于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莫衷一是的纷扰中，不想惊动了一位大老——由云贵总督内召入阁办事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
龚定庵与阮元颇有渊源，第一是世交，当龚闇斋在乾隆六十年中举人时，阮元正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新科举人进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进士，殿试中了探花。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这年冬天进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内题名“蝶梦园”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部，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身子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说，“那里一百两银子，带回去买书。”
“是。”龚定庵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请安，“谢谢太老师。”
接下来便由现成的话题，康熙年间龚芝麓在京服官，供养陈其年他们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谈起，一直谈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问道：“定庵，听说你选了湖北的同知。因为有林少穆在那里，很想到湖北报到，有这回事没有？”
“有的。”龚定庵答说，“小门生正为此莫衷一是。请太老师开示。”
阮元想了一下说：“我先给你谈一谈刘金门被祸的经过——”
刘金门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刘凤诰，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乡人，字丞牧，号金门，像阮元一样，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经历，不外乎修书、谋士两种，高宗纯皇帝的实录，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嘉庆十二年放了江南乡试主考，转任浙江学政，底缺则是吏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那时我丁忧服阕，第二次当浙江巡抚。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为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
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由来已久。当阮元在嘉庆四年由浙江学政初任巡抚时，即以“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之策，亲驻台州督剿海盗，与闽浙总督玉德会奏，重用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专责治盗。各帮海盗的总头目叫蔡牵，数次为李长庚所逐，几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庆十年，阮元丁忧开缺，李长庚更加孤立无援，以致阵亡。势穷力蹙的蔡牵，复趋活跃。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抚，是认为只有他能制伏蔡牵。因此，阮元到任以后，以治盗为急务，重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专攻蔡牵”的策略，亲驻宁波督师。各省乡试，照例由巡抚主持闱务，称为“监临”。如巡抚公出，在督抚同城的省份，由总督代办，否则交藩司办理。但藩司主管一省钱粮民政，阮元在海口督师，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支援军务，无法入闱监临，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这虽不是破例，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因为生员赴乡试，应由学政录送入闱，既有关联，易生弊端。
果然，闱后人言籍籍，说有“联号”之弊。仁宗其时方在整饬吏治，得报有此流言，特颁朱谕，命阮元彻查。覆奏说刘凤诰代办监临，场规从严，雷厉风行，致招深怨。因而仁宗认为“联号”的流言，是有意诽谤，置诸不问。
不过有个名叫陆言的御史，上奏参劾，说刘凤诰“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上年乡试，该学政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以致众士子纷纷不服，将生员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并造为联句书文。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之竹园，阑入署内，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于是仁宗命户部侍郎托津等查办，覆奏确有其事。
覆奏中说：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身为监官的严廷燮，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情，此人现在有病，入闱以后，恐怕不能完卷，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这一次也要入闱，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号舍相接，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岁试、科试，屡次考列高等的廪生，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确是饱学之士。一念怜才，又看徐步鏊年纪已长，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因而接受请托。但托津特别声明，确无受贿情事，既然“未经得受财物，无赃可计”，照律例拟“流”——流刑，也就是充军，发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再行定拟。”但确无受贿情事，无法处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只是充军地点，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下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爱？然则所谓‘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热口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处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你在京出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爱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说着，他起身长揖致谢。
“这才是。”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部，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
“不，不！”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头干起。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我亦知道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情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坚卧不起。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