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实录（出书版） 第23节（3 / 4）
我说：“你先别感谢我，第三张和第四张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人，到底哪个是你儿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来了，要不你都抱回来吧！大不了我都养着。”
我抱起两个婴儿，缓步上了楼，和周庸一起离开了这栋房子，坐回车里报了警。半个小时后，看着两队警察冲进了别墅，我和周庸打着火，开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两个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没认出哪个是自己儿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我说：“那玩意儿得一周才出结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个是你儿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户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开门看见我们俩有点儿吓坏了，让儿子回屋玩，转过身跟我们解释：“真不是我干的。”
我说：“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给她看：“这两个哪个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两个都是。他们俩是双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个，但另一个我可以自己留着。正好那人找上来，说要买小孩，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来了以后，把俩孩子都强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铁上，周庸说：“这回超哥双喜临门了啊！”
我说：“钱也不少花，黑市办个出生证得十万元，他这回还得乘以二。”
周庸点头：“徐哥，你说这事其实挺可笑的，孩子丢了警都不能报，因为没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我说：“是，现在这事虽然不违法，但由于没有规范，行业内还是很乱的。咱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体和失孤群体，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几乎变成一种刚需。我觉得政府应该参与进来，像美国一样规范这个行业。从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亲公司，再到专业的代孕医院，以及相关行业的律师，甚至心理咨询服务全都规范清楚。这样既不会再出现生了双胞胎都不知道，也不会出现孩子丢了没法报警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个小伙离奇死亡，死前办了假火化证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当事人往往会特别想不开。但实际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实，熟人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即使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为对方是熟人而想不开——这和其他的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要说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身边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乐部游泳。游的时候，周庸的苹果表一直响，他游到浅水区站住后，抬手点了几下，抬头看我。我说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脸上的水：“徐哥，马北一死了，已经火化了！”
马北一死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许多钱，还是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学同学，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时就在寝室楼里卖烟。晚上寝室楼锁门后，学生都得跟他高价买烟。据周庸说，他大学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个大学同学要结婚，马北一拉了个聊天群，说准新郎让他代收份子钱，让同学们发红包或转账给他。过了两天，有人和要结婚的同学聊起这事，对方很惊诧：“没有啊，我都半年没和马北一联系过了。”接着他们试图联系马北一，却根本联系不上。
马北一失联后，周庸的同学圈一下子炸了。因为许多人都想到，自己在当年6到8月份期间都借过钱给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时，马北一约周庸吃饭，谎称在南方包工程，还发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给周庸，需要资金，向周庸借了十五万元。同学们互通有无后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给当地建设局打了个电话咨询，发现合同上的工程编号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马北一钱时都没多想：“这人一直挺靠谱的，上学时虽然搞了许多歪门赚钱，但是借钱什么的都是很快就还。别的同学攒钱买手机时，他不仅赚钱买了个iphone，还买了个尾号8888的手机号说等升值。”周庸通信录里的马北一，备注是“马精明”。
马北一在同学里人缘不错。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去年得了尿毒症，家里没什么亲戚，全靠同学们捐款凑够了换肾手术费。周庸当时也捐了三万元，他妈最后还是没挺过去。
但这事后来被发现也是假的。马北一失踪后，几个人找大学时的导员，要了马北一家的地址。上门后，马北一“因为尿毒症去世”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说自己对马北一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同学们发现一切都是诈骗后，马上报警立了案。
结果他们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马北一自杀了——已经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没心情游泳了，我们俩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头，问我觉得马北一是真死还是假死。 ↑返回顶部↑
李超：“我真分不出来了，要不你都抱回来吧！大不了我都养着。”
我抱起两个婴儿，缓步上了楼，和周庸一起离开了这栋房子，坐回车里报了警。半个小时后，看着两队警察冲进了别墅，我和周庸打着火，开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两个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没认出哪个是自己儿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我说：“那玩意儿得一周才出结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个是你儿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户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开门看见我们俩有点儿吓坏了，让儿子回屋玩，转过身跟我们解释：“真不是我干的。”
我说：“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给她看：“这两个哪个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两个都是。他们俩是双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个，但另一个我可以自己留着。正好那人找上来，说要买小孩，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来了以后，把俩孩子都强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铁上，周庸说：“这回超哥双喜临门了啊！”
我说：“钱也不少花，黑市办个出生证得十万元，他这回还得乘以二。”
周庸点头：“徐哥，你说这事其实挺可笑的，孩子丢了警都不能报，因为没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我说：“是，现在这事虽然不违法，但由于没有规范，行业内还是很乱的。咱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体和失孤群体，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几乎变成一种刚需。我觉得政府应该参与进来，像美国一样规范这个行业。从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亲公司，再到专业的代孕医院，以及相关行业的律师，甚至心理咨询服务全都规范清楚。这样既不会再出现生了双胞胎都不知道，也不会出现孩子丢了没法报警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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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小伙离奇死亡，死前办了假火化证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当事人往往会特别想不开。但实际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实，熟人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即使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为对方是熟人而想不开——这和其他的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要说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身边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乐部游泳。游的时候，周庸的苹果表一直响，他游到浅水区站住后，抬手点了几下，抬头看我。我说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脸上的水：“徐哥，马北一死了，已经火化了！”
马北一死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许多钱，还是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学同学，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时就在寝室楼里卖烟。晚上寝室楼锁门后，学生都得跟他高价买烟。据周庸说，他大学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个大学同学要结婚，马北一拉了个聊天群，说准新郎让他代收份子钱，让同学们发红包或转账给他。过了两天，有人和要结婚的同学聊起这事，对方很惊诧：“没有啊，我都半年没和马北一联系过了。”接着他们试图联系马北一，却根本联系不上。
马北一失联后，周庸的同学圈一下子炸了。因为许多人都想到，自己在当年6到8月份期间都借过钱给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时，马北一约周庸吃饭，谎称在南方包工程，还发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给周庸，需要资金，向周庸借了十五万元。同学们互通有无后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给当地建设局打了个电话咨询，发现合同上的工程编号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马北一钱时都没多想：“这人一直挺靠谱的，上学时虽然搞了许多歪门赚钱，但是借钱什么的都是很快就还。别的同学攒钱买手机时，他不仅赚钱买了个iphone，还买了个尾号8888的手机号说等升值。”周庸通信录里的马北一，备注是“马精明”。
马北一在同学里人缘不错。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去年得了尿毒症，家里没什么亲戚，全靠同学们捐款凑够了换肾手术费。周庸当时也捐了三万元，他妈最后还是没挺过去。
但这事后来被发现也是假的。马北一失踪后，几个人找大学时的导员，要了马北一家的地址。上门后，马北一“因为尿毒症去世”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说自己对马北一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同学们发现一切都是诈骗后，马上报警立了案。
结果他们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马北一自杀了——已经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没心情游泳了，我们俩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头，问我觉得马北一是真死还是假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