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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一家要走,酸胖一家也要走,村里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基本上都要走,一走就是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啊。这给天旺带来了一次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是涤荡心扉的。他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是多么的艰难,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边在与风沙做着不懈的斗争,一边又要适应强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当他们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慢慢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摆脱贫穷时,却又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的摧残。这就是东西部的差别,这种地域上的差别,注定了西部农民生存的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他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在这日益恶化的大自然面前微不足道,但是,他至少尽了一个土地的儿子应尽的拳拳之心,即便有一天,真的被黄沙掩埋了,他也无遗憾。
  父亲见他们一家三口来了,脸上一下有了喜色。他看到了父亲的喜色中,明显地少了几分自然,多了几分勉强。他知道父亲的心病还是在天盼一家上。为了使父亲开心,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爹,你别为天盼的事多想了,他要去,就让他去。去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他也就死心了,回来就与我一起办厂算了。父亲说,没想的,没想的。想啥呢?儿女们大了,谁的路还得谁走,我想也是白想。天旺说,这才是正主意,你和妈的日子过好,儿女们的事,你就少想些,想多了也没用。父亲说,说得对哩,这日子不是想出来的,是过出来的。过吧,日子嘛,就是这么个过法。正说间,天盼一家也来了,天盼的孩子早已上学了,天盼的媳妇见了人,还是先抿嘴一笑,然后指示他的儿子向爷爷奶奶、大伯大妈问好,在这问好的过程中,她的礼数也就一一地尽到了。
  招呼打过了,好也问过了,一大家的人,再也找不到往年的大年三十的快乐了。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将是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最后一个年三十日,这个年三十一过,也许将会成为永远的分离。肉上来了,大家闷闷地吃,吃过了肉,婆娘孩子们围着电视看了起来,他们父子三人喝了些酒,话才慢慢多了起来。杨二宝说,天旺、天盼,爹这辈子,想给你们铺摊个家业,但是,由不了人,最终不但没有铺摊开,反而欠了一屁股的债,让你们两个,一个承担了我的债务,一个又要背井离乡。想起这些,爹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天旺和天盼听了,都来劝说,让他别放在心里去,他们都很年轻,前头的路还长着哩,他们会好起来的。说了好一阵,杨二宝的情绪才慢慢地好转了。田大脚听到了,就插话说,再别让你爹喝了,他盛不了酒了,喝上一点点,就由不了他了。杨二宝就说,谁说的?我只是对儿子说说心里话。田大脚说,大年三十,让大家高兴才是,说上那些有天爷无日头的话做甚?杨二宝一听,果然无话了。
  这一年的春节,红沙窝村的人是带着心思过的年,过得都不愉快。好多人想到春节一过,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心里无比难受,一喝上点酒,就上了头,不是呜呜地哭,就是说一些难肠话。其他的人听了,也就跟了难肠,仿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明天的影子,就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未完待续)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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