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儿皇帝刘豫(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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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密探不听话,把岳飞写的那封密信交给了完颜宗弼。完颜宗弼见信后马上赶到完颜亶那儿,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金国尚书省上奏刘豫治国无状,当废其位,免生后患。金主即遣四太子金兀朮领兵数万,诈称前去伐宋以袭之。
  刘豫不知准备,兀朮到汴京后一鼓擒之。金人揭开库藏,得黄金二十余万两,白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粮草九十余万石,铜钱绢丝等物不计其数,俱令尽数搬送会宁。
  兀朮遣人解赴刘豫见金熙宗。熙宗大怒曰:“立你为齐王,本当戮力相助同取宋朝天下。今乃先通岳飞欲谋金国,罪实难容。”下诏斩之。
  众臣皆奏刘豫未见通敌实迹,斩之恐贻笑于中国。金主即降刘豫为蜀王,监守在相州闲住。其子刘麟发配异州,宫人一个不留全部出嫁。
  刘豫哀求道:“我父子尽心竭力无负上国,惟父皇哀怜之。”完颜亶说:“当年赵氏少帝出京时,老百姓号泣之声闻于远迩。如今你被废,没有一个可怜你的人,你为什么不自责呢。”
  完颜亶继承帝位后,军事首脑完颜宗翰逐渐失势,于当年七月死去,完颜挞懒一派开始掌权。金熙宗向宋廷呼吁和谈,条件是归还黄河以南故宋地,并放还高宗生母韦氏,归还已死的徽宗的梓宫。
  岳飞听说金人想归还徽宗梓宫并放还韦氏、钦宗父子,却上疏高宗请立太子以安定人心。从这里可以看出,岳飞在政治上是何等的可笑。一个武将干预皇帝的“家事”,这是赵构无法容忍的。高宗本来就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战乱败亡,渡江南逃,受了惊吓而不举,本来就是大烦恼,唯一的一个儿子还在苗刘兵变后死了,你让我立谁做太子?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不希望兄长回来?即使是真的你也不能说啊!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彦博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握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一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以上。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到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怀疑我吗?”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的事情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但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反过来讲,我如果是柴荣,我肯定把赵匡胤杀掉;我如果是项羽,我肯定把刘邦杀掉!但柴荣、项羽不知道赵匡胤、刘邦以后会怎样,但我们知道。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1139年(绍兴九年)正月,宋廷宣布大赦天下,以庆贺和议的成功。岳飞接到赦书之后,让幕僚张节夫起草了一份《谢讲和赦表》,表明自己不趋附和议,誓要唾手燕云,复仇报国。岳飞对朝廷加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虽三诏而不受,他在辞书中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夷狄。高宗特下“温诏”,岳飞才不得已受之。
  岳飞不懂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的朱熹看来,都已经是“骄横”了。
  赵构对金的态度,可以说是国仇家恨不共戴天。只是从军事上、经济上苦于没有大举兴兵反击金国的本钱。在内忧外患之中的赵构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他一方面重用岳飞等武将四处扑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秦桧牵头“议和”,以便得到喘息之机。
  赵构历经危难,身处机枢,对形势看得比较透彻,手腕也算是十分了得。然而遗憾的是,此君有知而无志,有才而无德。赵构母亲地位卑微,赵构自幼缺少宠爱,一直谨小慎微地在夹缝中求生存,致使他性情偏狭、自私、阴险、狡诈。他对宋室并无太多的责任意识,他对子民亦无关爱之情,他更无千古一帝的野心。赵构的内心深处,始终沉湎于优游的上流社会生活。为此他可以欣然而坦然地做金主的侄皇帝。所以他自然而然地选择平衡的方略。
  不过战也好和也好,岳飞是不应该被杀的。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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