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的小说和他的怀抱（2 / 3）
累积乃至于堆砌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确乎对一个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严厉指斥”的小说家有利。高阳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即在于此：他不只运用全知观点的叙述者随时插叙各式各样“实属毫末”的典故细节，也化身成书中每一个可能的人物，赋予其“博览群籍、周洽世事”的能力。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师翁同龢当然可以随口征引乾隆时代慧贤贵妃父兄因贪墨而遭斩决的故事，至于《状元娘子》里的烟台名妓李蔼如不明白“有德则称，无德则否”的出处，亦不妨事，因为她可以“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个字出自沛公正朝仪的事典及意义。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来，论小说之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小说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小说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全知观点”是否为“随意”进出游移的叙述活动？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为否，其原因安在？
笔者于高阳生前曾多方请益，就中一回询及：“您的小说里好像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这是什么道理？”高阳答得老大不高兴：“谈事情嘛！不在饭桌上谈，去哪里谈？漫说古人，今人要谈个什么事情，不也要喝杯咖啡？”
这一段谈话可以视作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熟读其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高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健谈。而这个“谈”字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之纵饮浅酌所引发的对话，抑或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抑或叙述者概略而不详尽地用广角方式（panoramic method）加以叙述式说明（narrative exposition）——也就是不细陈故事或情节之景象，仅如报告“本事”般交代资料性的背景等等。种种“谈”的交互串联、牵引、替换，目的不外唤起一种“述史”的论述氛围，并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情节之上浓重地敷设这个论述氛围。
在高阳的数十部历史小说中，这种以“谈”为核心，以“述史”之论述氛围为要领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有很多时候，角色无可谈之人，便出之以独白。而且会将独白装点成有如对话一般热闹。
高阳运用内心独白的设计极其小心，迥异于一般擅长以同样手法表现浪漫叙述（romantic narrative）的作品。在《凤尾香罗》和《醉蓬莱》中，这种内心独白的设计甚至被大量用来叙述一位作家如何构思或修改其作品的过程，一任以知识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趣味为鹄的。例如在《醉蓬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洪昇如何构思写作《长生殿》，并以杨贵妃影射董小宛：
不好！洪昇自己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影射董小宛太明显了。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来说，这个仙女非天孙织女不可。
由于天孙的援引，杨玉环复归仙班，《长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的描写，便有着落了。不过，复归仙班，应有一个程式，起码也有一两出戏好写，至少可以写一出“尸解”。
然后再回到人间，南内凄凉的笔墨，固不可少；民间艳屑流传，少不得也有人嗟叹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以外，李龟年也大可出场。至于写到唐明皇改葬杨贵妃一段情节，必不可少，因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关目在内。费踌躇的是，既已尸解，从何改葬？
无论对白、对话或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由“谈”字辐散而成的“述史”的论述氛围中，大量的典故知识使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非动作性、反情节性，略无景象描写的一个雄辩整体。他似乎和中国章回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罗贯中正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罗贯中似乎有意识地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庸俗大众所“应该拥有”的历史数据改写成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义，他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文至少令说书人不觉枯涩失味，以至于为了成功刻画出“历史舞台”上鲜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窜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说：把斩杀华雄的一笔账从孙坚那里盗栽于关羽的名下，乃有“温酒斩华雄”的戏剧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称之为演义家“以曲说改正史，却释出并颠覆历史论述”的微妙运作。
然而高阳绝非这样的演义家。高阳的小说，与其说是从“正史”演（衍）出而为里巷黔首著录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却始终附丽于“正史”之下的小说，毋宁以为反而是透过一看似小说的雄辩整体，搜罗各种容或不出于“正史”的典故知识来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经典地位等量齐观的历史论述。这也是高阳不惮辞费地在诸多原本各自独立、内容未必相干的小说中借人物之“谈”，反复申言他在李义山诗、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谜、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于阴阳五行生克论等课题上独到的发明或发现的原因。
终高阳一生，可能无缘深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写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号学原理》（1965年），然而，高阳积三十余年数千万字的孜矻创作，却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论。1977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说中提及：
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辩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
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
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返回顶部↑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来，论小说之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小说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小说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全知观点”是否为“随意”进出游移的叙述活动？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为否，其原因安在？
笔者于高阳生前曾多方请益，就中一回询及：“您的小说里好像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这是什么道理？”高阳答得老大不高兴：“谈事情嘛！不在饭桌上谈，去哪里谈？漫说古人，今人要谈个什么事情，不也要喝杯咖啡？”
这一段谈话可以视作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熟读其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高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健谈。而这个“谈”字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之纵饮浅酌所引发的对话，抑或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抑或叙述者概略而不详尽地用广角方式（panoramic method）加以叙述式说明（narrative exposition）——也就是不细陈故事或情节之景象，仅如报告“本事”般交代资料性的背景等等。种种“谈”的交互串联、牵引、替换，目的不外唤起一种“述史”的论述氛围，并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情节之上浓重地敷设这个论述氛围。
在高阳的数十部历史小说中，这种以“谈”为核心，以“述史”之论述氛围为要领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有很多时候，角色无可谈之人，便出之以独白。而且会将独白装点成有如对话一般热闹。
高阳运用内心独白的设计极其小心，迥异于一般擅长以同样手法表现浪漫叙述（romantic narrative）的作品。在《凤尾香罗》和《醉蓬莱》中，这种内心独白的设计甚至被大量用来叙述一位作家如何构思或修改其作品的过程，一任以知识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趣味为鹄的。例如在《醉蓬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洪昇如何构思写作《长生殿》，并以杨贵妃影射董小宛：
不好！洪昇自己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影射董小宛太明显了。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来说，这个仙女非天孙织女不可。
由于天孙的援引，杨玉环复归仙班，《长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的描写，便有着落了。不过，复归仙班，应有一个程式，起码也有一两出戏好写，至少可以写一出“尸解”。
然后再回到人间，南内凄凉的笔墨，固不可少；民间艳屑流传，少不得也有人嗟叹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以外，李龟年也大可出场。至于写到唐明皇改葬杨贵妃一段情节，必不可少，因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关目在内。费踌躇的是，既已尸解，从何改葬？
无论对白、对话或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由“谈”字辐散而成的“述史”的论述氛围中，大量的典故知识使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非动作性、反情节性，略无景象描写的一个雄辩整体。他似乎和中国章回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罗贯中正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罗贯中似乎有意识地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庸俗大众所“应该拥有”的历史数据改写成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义，他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文至少令说书人不觉枯涩失味，以至于为了成功刻画出“历史舞台”上鲜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窜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说：把斩杀华雄的一笔账从孙坚那里盗栽于关羽的名下，乃有“温酒斩华雄”的戏剧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称之为演义家“以曲说改正史，却释出并颠覆历史论述”的微妙运作。
然而高阳绝非这样的演义家。高阳的小说，与其说是从“正史”演（衍）出而为里巷黔首著录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却始终附丽于“正史”之下的小说，毋宁以为反而是透过一看似小说的雄辩整体，搜罗各种容或不出于“正史”的典故知识来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经典地位等量齐观的历史论述。这也是高阳不惮辞费地在诸多原本各自独立、内容未必相干的小说中借人物之“谈”，反复申言他在李义山诗、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谜、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于阴阳五行生克论等课题上独到的发明或发现的原因。
终高阳一生，可能无缘深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写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号学原理》（1965年），然而，高阳积三十余年数千万字的孜矻创作，却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论。1977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说中提及：
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辩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
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
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