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_6(3 / 4)
那是重大的灾难,几十万生命一夜之间消失。可我的记忆里竟然觉得好玩儿。我知道我真的没救了。这话其实不只一个人说过。
第五章 孤独的焰火
一声声巨响,礼花上了夜空。
耳边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各色的激光光束交织在一起,把黑夜笼罩的三十三号码头弄得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满街的人都像喝多了劣质的二锅头——疯得有点儿离谱了。
那是二零零零年一月一号的凌晨。
我有生以来从没在街上见过那么多人,而且还是在美国。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马路上也挤满了人,只要能落脚的地方都站着人,就连红绿灯上也坐着人,人们好像地里待收的高粱,又好像葡萄架上熟透的葡萄,更好像重金属摇滚乐里拥挤不堪的音符。大街热闹得好比DISCO的舞池,可没有哪家DISCO的舞池能比这里更热闹。
连转身儿都困难的人群里,挤着我,桐子,方莹,蒋文韬和一位远道来看望蒋文韬的大学同学。这位同学衣着光鲜,一脸艳妇气质,还真看不出是蒋文韬的贴心知己。
我们下午五点开车进城,把车停在中国城里,找了家小店吃了越南粉,之后就一直在城里瞎转悠,一直转悠到晚上九点多,开始向着码头的方向蹓跶。
越靠近码头人就越多。警察早把主要马路都变作临时步行街,但最后几个街区仍挤得几乎迈不开步子。
我们拿出在中国挤公车的架势,拼了命地往前钻。我打头儿——打头的当然是脸皮最厚的。也多亏了我脸皮厚,得以在午夜之前挤到了三十三号码头。
倒计时开始了,码头前的广场连只老鼠都钻不进去。
其实人贴着人的,谁跟谁靠一起并没什么稀奇。我右边是桐子,前边后边左边都是不认识的人。我知道方莹和桐子手拉着手,我记得蒋文韬和她同学也手拉着手。我曾想要不要提醒蒋文韬,在美国即便是俩女士也不能手拉着手。一转念,就算给人误解又有何妨?今儿晚上这样的不是看见好多对儿了?不光手拉着手还当众抱在一起接吻呢!不但没人指手画脚,就连多看两眼的也没有,好像这很平常,根本就没什么可稀奇的。
午夜十二点,焰火轰轰隆隆地升了天。我们开始大声喊新年快乐,可惜周围太吵,只能看见口形,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超大功率的音响正在播放摇滚乐,满街的人都跟着音乐扭动,我们也跟着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挤伤或者踩伤。蒋文韬那位同学的鞋跟儿太高重心不稳,鼻子上蝴蝶翅膀式的金边儿眼镜被挤掉了两回。我手忙脚乱地给她捡,在亢奋的人群里弯腰低头,感觉自己好像抗洪抢险的麻袋包。蒋文韬也戴着眼镜,而且显然比她同学的牢靠。方莹没戴眼镜但我猜她戴着隐形,桐子也没戴眼镜可我知道他有点儿近视。可惜了夜空里的焰火,这场面也算百年一遇,错过了这次下次估计就看不上了。
桐子突然弯腰剧烈地咳嗽,我听不见声音,只能看见他肩膀在剧烈地抖动。我想帮他捶背,可方莹已然伸出手。桐子没多久便恢复了正常,他站直了,方莹伸手过去帮他理顺头发,他似乎要躲却又没躲开,小女生顺势把头靠在他肩上,他的手犹豫了一下儿,终于落在方莹小巧的肩头。这个小片段在一片轰鸣声中悄然地进行,我却好像在观看一幕短小的无声电影。
桐子突然扭头向着我。他干吗突然看我?我不知道。我立马把头抬起来,眼睛看向夜空。焰火一团团争先恐后地爆裂,仿佛小时候往护城河里扔一大把石头,激出大大小小牵套在一起的水花儿。焰火稍纵即逝,就像是我宿舍里那台电脑在关闭时屏幕上瞬间闪过的白光。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按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该觉得冷。
焰火结束后大家从没门儿没界的露天DISCO陆续退场。
桐子跟随方莹一起坐地铁回了U大。桐子临走有点儿犹豫,看着我说:“要不我跟你回学校吧?都一礼拜没回去了……”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好像他是幼儿园的孩子,我是家长,方莹是老师。这眼神让我心里有点儿发痒。我何尝不想跟他一起过大年夜呢?毕竟千禧年一千年才一次,今晚在一起厮守,估计不要一千也要几百年的缘分。可我到底算老几呢?谁知道他急着回S大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些散发毒气的试管儿?再说方莹这会儿的眼神比幼儿园老师吓人。于是我说:“你丫甭假积极了,还是跟你老婆回家吧!”
方莹顺势挎起桐子的胳膊,好像要把他抓牢了,根本不给选择的机会。小女生照例骂我胡说八道,然而目光里毕竟增添了感激的意思,好像桐子能顺利地跟她回家,确需我来行方便似的。
桐子突然又弯腰咳了两声儿,音色多少有点儿像老矿工的咳嗽。方莹尖声儿说:看你还忙,忙死你算了!
说归说,她却把胳膊夹得更紧,好像便衣警察扭住刚刚擒获的小偷,生怕一不留神儿给他逃了。
蒋文韬也跟她同学回了饭店。像她这般少言寡语的人,居然也能和谁钻一个被窝聊通宵,看来她身上并非一点儿小女生的习性都没有。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不着开车送她回家了。这还真让我一下子觉得轻松了不少。
我独自一人往中国城走,穿过一团团余兴未尽的人群,当我走到停车的地方,已经凌晨两点了。
和码头相比,中国城要冷清许多。路边的店铺早已打烊,街角冒尖儿的垃圾散发着和这喜庆日子不大配套的怪味儿。街上还有些稀稀落落的行人,都在匆匆地赶路。
大概是码头太热闹,而中国城又太冷清,当我把汽车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刹那,我竟然想到了KissFire——那家Ebby每个周末都要光临的酒吧。
Ebby说过KissFire距离中国城不远,礼花表演散场了,那儿也许正热闹。我心里忽地冒起一个念头——要不要开车转转看能不能找到那地方?我把钥匙插进车门的锁眼儿,同时试图镇压住这很有点儿邪恶的念头。可它正拼命地茁壮成长,好像春雨后的笋尖儿,大有破土推石的势能。
正在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
“高辉?高辉?”
我吃了一惊,心跳突然加速,好像考试打小抄儿被老师当场擒获。我猛回头,距我三五米远的街灯下站着一个瘦瘦的身影,上身是皱巴巴的白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裤,袖子挽到胳膊肘,小臂纠结着腱子肉,脸上堆满谦恭的笑容。
他这身儿打扮,倒让我想起那次在中国店里看他抬冰袋的样子。 ↑返回顶部↑
第五章 孤独的焰火
一声声巨响,礼花上了夜空。
耳边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各色的激光光束交织在一起,把黑夜笼罩的三十三号码头弄得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满街的人都像喝多了劣质的二锅头——疯得有点儿离谱了。
那是二零零零年一月一号的凌晨。
我有生以来从没在街上见过那么多人,而且还是在美国。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马路上也挤满了人,只要能落脚的地方都站着人,就连红绿灯上也坐着人,人们好像地里待收的高粱,又好像葡萄架上熟透的葡萄,更好像重金属摇滚乐里拥挤不堪的音符。大街热闹得好比DISCO的舞池,可没有哪家DISCO的舞池能比这里更热闹。
连转身儿都困难的人群里,挤着我,桐子,方莹,蒋文韬和一位远道来看望蒋文韬的大学同学。这位同学衣着光鲜,一脸艳妇气质,还真看不出是蒋文韬的贴心知己。
我们下午五点开车进城,把车停在中国城里,找了家小店吃了越南粉,之后就一直在城里瞎转悠,一直转悠到晚上九点多,开始向着码头的方向蹓跶。
越靠近码头人就越多。警察早把主要马路都变作临时步行街,但最后几个街区仍挤得几乎迈不开步子。
我们拿出在中国挤公车的架势,拼了命地往前钻。我打头儿——打头的当然是脸皮最厚的。也多亏了我脸皮厚,得以在午夜之前挤到了三十三号码头。
倒计时开始了,码头前的广场连只老鼠都钻不进去。
其实人贴着人的,谁跟谁靠一起并没什么稀奇。我右边是桐子,前边后边左边都是不认识的人。我知道方莹和桐子手拉着手,我记得蒋文韬和她同学也手拉着手。我曾想要不要提醒蒋文韬,在美国即便是俩女士也不能手拉着手。一转念,就算给人误解又有何妨?今儿晚上这样的不是看见好多对儿了?不光手拉着手还当众抱在一起接吻呢!不但没人指手画脚,就连多看两眼的也没有,好像这很平常,根本就没什么可稀奇的。
午夜十二点,焰火轰轰隆隆地升了天。我们开始大声喊新年快乐,可惜周围太吵,只能看见口形,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超大功率的音响正在播放摇滚乐,满街的人都跟着音乐扭动,我们也跟着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挤伤或者踩伤。蒋文韬那位同学的鞋跟儿太高重心不稳,鼻子上蝴蝶翅膀式的金边儿眼镜被挤掉了两回。我手忙脚乱地给她捡,在亢奋的人群里弯腰低头,感觉自己好像抗洪抢险的麻袋包。蒋文韬也戴着眼镜,而且显然比她同学的牢靠。方莹没戴眼镜但我猜她戴着隐形,桐子也没戴眼镜可我知道他有点儿近视。可惜了夜空里的焰火,这场面也算百年一遇,错过了这次下次估计就看不上了。
桐子突然弯腰剧烈地咳嗽,我听不见声音,只能看见他肩膀在剧烈地抖动。我想帮他捶背,可方莹已然伸出手。桐子没多久便恢复了正常,他站直了,方莹伸手过去帮他理顺头发,他似乎要躲却又没躲开,小女生顺势把头靠在他肩上,他的手犹豫了一下儿,终于落在方莹小巧的肩头。这个小片段在一片轰鸣声中悄然地进行,我却好像在观看一幕短小的无声电影。
桐子突然扭头向着我。他干吗突然看我?我不知道。我立马把头抬起来,眼睛看向夜空。焰火一团团争先恐后地爆裂,仿佛小时候往护城河里扔一大把石头,激出大大小小牵套在一起的水花儿。焰火稍纵即逝,就像是我宿舍里那台电脑在关闭时屏幕上瞬间闪过的白光。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按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该觉得冷。
焰火结束后大家从没门儿没界的露天DISCO陆续退场。
桐子跟随方莹一起坐地铁回了U大。桐子临走有点儿犹豫,看着我说:“要不我跟你回学校吧?都一礼拜没回去了……”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好像他是幼儿园的孩子,我是家长,方莹是老师。这眼神让我心里有点儿发痒。我何尝不想跟他一起过大年夜呢?毕竟千禧年一千年才一次,今晚在一起厮守,估计不要一千也要几百年的缘分。可我到底算老几呢?谁知道他急着回S大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些散发毒气的试管儿?再说方莹这会儿的眼神比幼儿园老师吓人。于是我说:“你丫甭假积极了,还是跟你老婆回家吧!”
方莹顺势挎起桐子的胳膊,好像要把他抓牢了,根本不给选择的机会。小女生照例骂我胡说八道,然而目光里毕竟增添了感激的意思,好像桐子能顺利地跟她回家,确需我来行方便似的。
桐子突然又弯腰咳了两声儿,音色多少有点儿像老矿工的咳嗽。方莹尖声儿说:看你还忙,忙死你算了!
说归说,她却把胳膊夹得更紧,好像便衣警察扭住刚刚擒获的小偷,生怕一不留神儿给他逃了。
蒋文韬也跟她同学回了饭店。像她这般少言寡语的人,居然也能和谁钻一个被窝聊通宵,看来她身上并非一点儿小女生的习性都没有。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不着开车送她回家了。这还真让我一下子觉得轻松了不少。
我独自一人往中国城走,穿过一团团余兴未尽的人群,当我走到停车的地方,已经凌晨两点了。
和码头相比,中国城要冷清许多。路边的店铺早已打烊,街角冒尖儿的垃圾散发着和这喜庆日子不大配套的怪味儿。街上还有些稀稀落落的行人,都在匆匆地赶路。
大概是码头太热闹,而中国城又太冷清,当我把汽车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刹那,我竟然想到了KissFire——那家Ebby每个周末都要光临的酒吧。
Ebby说过KissFire距离中国城不远,礼花表演散场了,那儿也许正热闹。我心里忽地冒起一个念头——要不要开车转转看能不能找到那地方?我把钥匙插进车门的锁眼儿,同时试图镇压住这很有点儿邪恶的念头。可它正拼命地茁壮成长,好像春雨后的笋尖儿,大有破土推石的势能。
正在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
“高辉?高辉?”
我吃了一惊,心跳突然加速,好像考试打小抄儿被老师当场擒获。我猛回头,距我三五米远的街灯下站着一个瘦瘦的身影,上身是皱巴巴的白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裤,袖子挽到胳膊肘,小臂纠结着腱子肉,脸上堆满谦恭的笑容。
他这身儿打扮,倒让我想起那次在中国店里看他抬冰袋的样子。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