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2 / 4）
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明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史称“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至此，明京营军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国防力量大大加强，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好，唯有日本最令明廷头疼。
洪武末年，因胡惟庸案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等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断绝了往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动与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赵居任出使日本，赏赐了一批勘合。
这批勘合称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二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二册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宁波，正好赶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来华，因欲争相入港，便互相指责对方勘合为假。宁波市舶太监明基厌恶双方横暴，下令关闭港口，将两派人马均拒之门外。
然不几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满网状黑纹，甚是奇诡。时人纷传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却苦无证据，福建布政司为求息事宁人，最终还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伪，视两方均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经过后，道：“我在福建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明基中毒异状记在了笔记中，但因未亲眼得见，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适才翻阅旧日笔记，才记了起来。”
于康忙问道：“杨匠官，你曾去过日本，可有听说过这种奇毒？”
杨埙摇头道：“我在日本只是学习漆艺，没有听过毒药之事。不过胡尚书提及的这件事倒是提醒我想起一桩旧事来。”又问道：“胡尚书，你可知道郑和下西洋宝图收藏在哪里？”
胡濙虽知朱骥身中奇毒，却不知缘由，也没有多问，忽听杨埙问及宝图之事，很是诧异，道：“当然是收藏在兵部。杨匠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言外之意，分明是郑和宝图不算什么至关重要之物，且多年尘封在角落，早已被人遗忘。盖因华夏地大物博，又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号称“中国”，历代王朝多好闭关自守，轻视对外贸易，并不以郑和开拓西洋路线为珍贵。
于康倒是愕然，问道：“宝图怎么会收藏在兵部？”
胡濙道：“宝图一直就收在兵部车驾司，没有为什么。不过目下也许收在内府中。据我所知，太上皇当年当政时，曾想重开西洋，私下派人将宝图从兵部取走，不久后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再未有人提过宝图，它应该还在宫中。”
杨埙一拍脑门儿，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哎呀，我早该猜到的。胡尚书，多亏你及时告知，不然我迄今还想不到下毒暗害朱骥的人是谁，就是几年前闯入兵部衙门盗窃机密文书的男女贼人。”
当年男女贼人化装成军士，借送米之机混入兵部官署，盗走机密文书《军资总会》。官府大索全城，未有所获。而那对贼人竟甘冒奇险，跟踪到蒋骨扇铺，意图杀死目击证人杨埙灭口，已是奇事一件。
杨埙最想不通的是，那《军资总会》既然十分重要，贼人好不容易才偷盗取得，又如何会轻易携在身上，还将其遗落在了蒋骨扇铺后院中？而今他既猜及男女贼人真正想要的郑和宝图，之前疑问便迎刃而解——
男女贼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盗取郑和宝图。他们大概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宝图藏在兵部官署，为此没少下功夫。先是意图绑架兵部长官于谦爱女于璚英，后来又趁孙太后寿诞百官放假之机混入兵部车驾司。但彼时明英宗朱祁镇已派人将宝图取走，贼人未能寻到，意外见到《军资总会》一书，感觉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
二贼出来时，正好遇到杨埙，由此露了面目。杨埙只关注女贼人也就是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何处，男女贼人愕然之下，不知杨氏来历，亦未当场痛下杀手。但后来二人大概暗中跟踪打听过杨埙，知道了杨氏亦算是官府中人。二贼因为郑和宝图尚未到手，须得继续留在京师，而杨埙是唯一一个看到二人真面目的证人，于是决意杀他灭口。 ↑返回顶部↑
这几日，于康没少听到士民因钟同之死而指议义父于谦之语，就连好友杨集也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京师，不免心中难过。忽听到杨埙一番论述，这才感到如释重负。然依旧不能忘记义父在家中仰天长叹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惧，心道：“改天我要将杨埙这番话转告义父，他老人家听了之后，一定会就此释怀。”
正待再议妻子蒯玉珠一事，忽听到背后有人问道：“可有找到玉珠？”却是朱骥醒了。
于康赶到床边，扶妹夫坐起来，又见他眼角尚有泪痕，问道：“你听到我和杨匠官对话了？”
朱骥点了点头，却不再提钟同之事，只问道：“玉珠呢？”
杨埙道：“暂时还没有玉珠消息。”又解释道：“歹人一直没有再露面，信使也没有再来过。于康兄已经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议过，应该是钟同、章纶上书之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轻举妄动。”
朱骥左右打量一番，又问道：“我人是不是还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吗？你该不会是设法取了郑和宝图，这才换回了解药吧？”
杨埙道：“你人在蒯府，确实中毒了，而且已经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药一事，则说来话长。”又叹道：“其实我也才刚刚清醒，就比朱兄早一个时辰，刚才一直在说钟同、章纶上书一事，还未来得及讲述我这几日的经历。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从头叙说一遍，就从你中毒晕厥开始说起。”
那日礼部尚书胡濙赶来蒯府，于康带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过后，便引他到厢房，请他出手救治朱骥。当时网状黑纹已由手臂弥漫到朱骥躯干，状况极为诡异。
胡濙看过后连连惊叹，道：“我生平阅历无数，自认为还算见多识广，竟从未见过这种毒药。”凝思过后，先开了一张方子，意图先压住毒性，阻止毒药继续扩散，再慢慢设法医治。
药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见效，网状黑纹果然被压制在朱骥右半边身子，不再弥散。胡濙又连夜赶回麻绳胡同，遍查家中所藏医书医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时，胡濙不顾年高体衰，再次乘车赶来蒯府，告道：“我医术有限，实在没有法子解这种毒。不过我翻了旧日笔记，内中有一则记录，记载了当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争贡事件。”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对邻国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按时朝贡，便能获得大批赏赐。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给。周边邻国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均乐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贡，甚至发生了多起假冒邻国使者骗取财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为杜绝这种事再发生，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当时获得勘合凭证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共十五国。其他国家倒还好，唯有日本最令明廷头疼。
洪武末年，因胡惟庸案及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等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与日本断绝了往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动与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赵居任出使日本，赏赐了一批勘合。
这批勘合称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二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二册组成。日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一百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能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宁波，正好赶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来华，因欲争相入港，便互相指责对方勘合为假。宁波市舶太监明基厌恶双方横暴，下令关闭港口，将两派人马均拒之门外。
然不几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满网状黑纹，甚是奇诡。时人纷传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却苦无证据，福建布政司为求息事宁人，最终还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伪，视两方均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经过后，道：“我在福建听说这件事后，便将明基中毒异状记在了笔记中，但因未亲眼得见，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适才翻阅旧日笔记，才记了起来。”
于康忙问道：“杨匠官，你曾去过日本，可有听说过这种奇毒？”
杨埙摇头道：“我在日本只是学习漆艺，没有听过毒药之事。不过胡尚书提及的这件事倒是提醒我想起一桩旧事来。”又问道：“胡尚书，你可知道郑和下西洋宝图收藏在哪里？”
胡濙虽知朱骥身中奇毒，却不知缘由，也没有多问，忽听杨埙问及宝图之事，很是诧异，道：“当然是收藏在兵部。杨匠官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言外之意，分明是郑和宝图不算什么至关重要之物，且多年尘封在角落，早已被人遗忘。盖因华夏地大物博，又自以为是世界中心，号称“中国”，历代王朝多好闭关自守，轻视对外贸易，并不以郑和开拓西洋路线为珍贵。
于康倒是愕然，问道：“宝图怎么会收藏在兵部？”
胡濙道：“宝图一直就收在兵部车驾司，没有为什么。不过目下也许收在内府中。据我所知，太上皇当年当政时，曾想重开西洋，私下派人将宝图从兵部取走，不久后即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再未有人提过宝图，它应该还在宫中。”
杨埙一拍脑门儿，道：“我就知道是这样。哎呀，我早该猜到的。胡尚书，多亏你及时告知，不然我迄今还想不到下毒暗害朱骥的人是谁，就是几年前闯入兵部衙门盗窃机密文书的男女贼人。”
当年男女贼人化装成军士，借送米之机混入兵部官署，盗走机密文书《军资总会》。官府大索全城，未有所获。而那对贼人竟甘冒奇险，跟踪到蒋骨扇铺，意图杀死目击证人杨埙灭口，已是奇事一件。
杨埙最想不通的是，那《军资总会》既然十分重要，贼人好不容易才偷盗取得，又如何会轻易携在身上，还将其遗落在了蒋骨扇铺后院中？而今他既猜及男女贼人真正想要的郑和宝图，之前疑问便迎刃而解——
男女贼人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盗取郑和宝图。他们大概已经从某种渠道打听到宝图藏在兵部官署，为此没少下功夫。先是意图绑架兵部长官于谦爱女于璚英，后来又趁孙太后寿诞百官放假之机混入兵部车驾司。但彼时明英宗朱祁镇已派人将宝图取走，贼人未能寻到，意外见到《军资总会》一书，感觉日后也许会有用处，于是顺手取走。
二贼出来时，正好遇到杨埙，由此露了面目。杨埙只关注女贼人也就是紫苏身上的扇子来自何处，男女贼人愕然之下，不知杨氏来历，亦未当场痛下杀手。但后来二人大概暗中跟踪打听过杨埙，知道了杨氏亦算是官府中人。二贼因为郑和宝图尚未到手，须得继续留在京师，而杨埙是唯一一个看到二人真面目的证人，于是决意杀他灭口。 ↑返回顶部↑